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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山村扶贫20年未摘帽 有人家10个孩子轮穿1条裤

  • 2016年11月09日 07:09 来源:中国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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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编者按:这是中国南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村的故事,它在任何方面都不足为奇,以至于我们可以忽略具体地点和人物——在文中,这些信息都使用了化名。

  全国正在面临脱贫大考,将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,涉及人口7000多万。党委和政府逐级立下了“军令状”。最近,针对部分地区在脱贫工作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,国务院扶贫办发出通知,要求切断形式主义的思想根源,及时纠正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等倾向性苗头性问题,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。

  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最近派记者来到这个村子,与干部和村民们彻夜长谈,观察村庄在此时的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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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一项空前迫切的规划来看,还有两年时间,徐四贯就将向贫困道别。

  但是现在,他穷困潦倒的人生还看不出太多变化。

  在南中国大山深处的北沙县留凤乡小塘村,这个27岁的年轻男子带着两个不满3岁的女儿,生活在四处漏风的木质吊脚楼里——用他的话说叫做“窝棚”。所有家当不外乎一张床、一口铁锅、两张凳子,以及几件胡乱塞在编织袋里的衣服。他们以一亩多地玉米和叫不出名的野菜为食。

  一根小指粗的橡胶管,将几百米外的山泉一滴滴引进家中的水缸,为这个家庭提供水源,但到了冬季就将枯竭。

  一年前,徐四贯的妻子从这样的生活中跑掉了,音信全无。

  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累计有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。但截至2014年底,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仍有7000多万。根据顶层设计,到2020年要让这7000多万人都实现脱贫。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说,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、攻坚拔寨的冲刺期。

  在人类反贫困历史上,徐四贯所处的方位,从贫困程度和脱贫难度来说,都是异乎寻常的。

  他所在的小塘村,这个2700多人的村子,贫困发生率为42.8%。

  尽管村委会从上世纪90年代就把扶贫当作主要工作,但他们依然无法摘掉“贫困户”的帽子

  在村委会里,42.8%这个数据正压得刘锦云喘不过气。他是县扶贫办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,根据市里的要求,小塘村要在2018年底摘帽脱贫,也就是“把贫困发生率降到3%以下”。

  “中央要求2020年全面脱贫,到省里又提前到了2019年,再到市里,又要求2018年。”当了20多年扶贫干部,刘锦云坦言自己从没经历过如此紧张的工作,“前面十几年的压力加起来都不及这两年大。”

  尽管村委会从20世纪90年代就把扶贫当作主要工作,但他们依然无法摘掉“贫困户”的帽子。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类贫困村,今天必须撕掉“贫困”的标签。

  在北沙县,几乎所有的公务员都能感受到这种压力。每个机关单位都有自己的挂点村,都要包村帮扶。

  “不管在哪个单位,扶贫都能称得上最重要的绩效考核指标了。”在刘锦云看来,扶贫工作从未被摆到过如此的高度,“可以说是全县名副其实的第一政治任务。”

  除了工作压力,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,关于扶贫的会议也突然多了起来。之前县里几个月一场的扶贫专题会议,现在已经变成了“平均两个星期一次”。而每次去乡政府,刘锦云都要做好通宵开会的准备。

  小塘村所在的留凤乡是北沙县贫困程度最高的乡镇之一,每次会议,新来的乡党委书记都要逐个分析每个行政村的情况。往往会议结束时,天色已经微亮。

  这位乡党委书记连夜向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阐述自己的扶贫理念,从深夜12点谈到凌晨5点。随后,这位80后的书记又直接上车,从县城赶往留凤乡,去走访乡里的贫困户。

  留给扶贫干部的时间不是很多。在乡政府通往村子的路上,随处可见“全民致力扶贫”“打赢扶贫攻坚战”的标语,村委会的公告栏上贴满了补贴政策文件,县里派来的驻村干部也经常彻夜工作。

  成绩显而易见。这几年,村口的砂石路铺成了水泥路,楼房也慢慢多了起来,傍晚的村路上开始有人把成群的牛羊往家赶。

  一条“通屯路”修到了村里。只能供一辆车通过,上面零散地铺着一层石子。因为经常下雨,路面中部已经被车轮轧得拱起,两侧的轮印里灌满泥水。大部分时间,只有摩托车才能在这段坡度不低的路上行驶。

  驻村书记说,“十二五”期间,这个村扶贫投入300万元就算达标,能够完成验收,但是那条路一公里的造价就高达46万元。

  在小塘村,“通屯路”已经称得上“便利”的交通条件了。站在山顶俯瞰村子,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山里,十几个屯子零星地分散在各个山坳。这其中,还有7个屯子正在等待“通屯路”,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,这些屯子只能步行进入。

  同样难以入户的,还有饮水。北沙因水而兴,低海拔地区水系相对发达,可山上的小塘村却没有一条河流经过。因为山区地下水采集困难,小塘村的饮水更多需要“看天”——村里修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水柜收集雨水,这些依山而建的圆柱形建筑物成了村民们最基本的生存保障。

  冬季降雨偏少时,吃水就会成为很多村民的难题。而养殖和灌溉,则更像是一种奢侈。

  也不是每个家庭都用得起水柜,一个容积100立方米的水柜大约需要1.5万元。秋冬季山泉枯竭时,不少一样修不起水柜的村民都要向邻居借水。

  为了按时完成任务,刘锦云和其他村干部一起,研究出了一个脱贫规划表。表格里大致列出了小塘村贫困户的脱贫顺序,按照规划,2016~2018年这三年间,每年都会有一部分贫困户“摘帽”。

  只是,徐四贯并不在第一批规划脱贫名单中。在村委会规划里,他将是最晚脱贫的群体之一。

  “要让最容易脱贫的家庭优先摘帽。”

  村委会门口总是一大早就有村民在外等候。有人想养牛,需要小额贷款;有人正在盖房,想要申请“危房改建”补助。门打开后,他们涌进办公室,把手中的表格摊在刘锦云面前,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,紧张地握起双手,等待刘锦云的签字。

  他们都是那部分要优先脱贫的村民,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后,他们的申请很快都得到了批复。

  这些只是刘锦云工作的一小部分。办公室里,各式各样的表格堆满了整张桌子。大部分时间,刘锦云都在收集表格需要的数据,或者正在为完成表格里规定的某项指标发愁。

  在众多数据采集工作中,“精准识别评分”是刘锦云来到小塘村后做的第一件大事。这项数据包含“住房”“家电”“农机”“饮水”“通电”“通路”“劳动力占比”等18项指标,每项指标都有详细的评分标准。得分在57分以下的,就被列为贫困户,分数越低贫困程度就越高。

  这份工作让刘锦云见识了自己都从未想象过的贫穷。他几乎走完了村里所有的“窝棚”,熟悉那种人畜共处一室的味道;他也钻进过山洞,见到一对夫妇带着10个孩子生活在那里。小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,因为没有衣服,他们只能轮流穿一条裤子。

  他也去过徐四贯的家,给所有的项目打完分后,刘锦云在表格的最后填上了“36”的分数。这个分数意味着,在全村的贫困户里,徐四贯的生存状况处在中下等水平。

  徐四贯并不知道,这样的低分正让自己离“脱贫”更远。那些在村委会第一批脱贫名单里、明年就可以脱贫的贫困户,大多都在50分左右。

  “要让最容易脱贫的家庭优先摘帽。”几个村干部一脸严肃地解释。对他们来说,这是理所当然的做法,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

  时间不会给他们选择的机会。每年年底,乡政府都会委托第三方来验收扶贫成果,这是村委会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刻。扶贫资金发到村里,如果验收时没有一点“看得见”的成效,资金去向就很难讲清楚,干部也逃不了问责。

  更重要的是,每年的脱贫计划都是从上到下一级级安排下来的,如果完不成指标,就会耽误整个区域的脱贫工作,这是村干部不敢想象的。

  “6月份‘危房改建’资金发下来,11月份就来验收。如果验收方看不到改建的房子,那怎么解释危改补贴花在哪了?”因为这样的担忧,刘锦云只能把“危房改造”补贴指标分给那些有能力建房的人。

  为了防止有人“拿了钱不盖房”,村委会还有项不成文的规定:房子必须动工后才能领取补助。

  “至少也得先砌出一面墙吧。”一位村干部解释说。

  “政策到户”时,刘锦云也在徐四贯家里讲过这些补助政策。可徐四贯没有想过这些,每次谈到房子,他都会发出一声苦笑,然后不了了之。

  就连他居住的地面坑坑洼洼的吊脚楼,也是他和哥哥的共同财产。父母去世后,兄弟二人共同搭起了这栋他们口中的“窝棚”,两家7口人共处一室,用帘子分割出各自的空间。

  “危房改建”其实离他也很近。吊脚楼的上方就矗立着一栋楼房,遮挡住了他家的大部分阳光。那是他另外一个堂哥的家,两年前拿到1.8万元的“危改”款后,再加上东拼西凑来的20万元,堂哥盖起了这栋楼房。如今,村委会的贫困户名单上已经找不到房主的名字。

  对于这样的处境,徐四贯已经“认命”。他清楚,自己连修地基的钱都拿不出,更不用说“砌一堵墙”。

  “把补贴都给同一个人,马上就会有人告我们。”

  在这大山深处,似乎没发生过“人定胜天”的故事。大山还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,荒草和不成材的树木恣意生长。

  两年前刘锦云第一次来到小塘村时,这个20年的“老扶贫”也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:这里山地高低不平,很少有连片的平地,一些小块的玉米地分散在山坡上,被荒草包围。用当地人的话说,“村里的庄稼都长在石头缝里”。

  几年前,乡里统一免费发放过山核桃树苗。政府期望着它们结上果实,给村民们找到出路。在小塘村,这种核桃树随处可见。它们几乎生长在每一家村民的门口,但六七年过去了,没有人尝到过核桃的味道。

  “坑也挖了,肥也施了,结果一个核桃也没见着。”一个村民用手指敲了敲门前的核桃树,撇着嘴说。

  这是村里最早推广的“产业”。因迟迟看不到成效,村民们都不再买账。规划1500亩的种植面积,还有800多亩没有完成。

  近两年,对村民们没什么吸引力的“产业扶贫”又突然火热起来,成了村委会除“危房改建”外,另一项重要的工作。

  与以往不同,现在的“产业扶贫”除了给扶贫对象提供免费的树苗、禽畜幼崽和技术培训外,还会发放5000元的扶持资金。

  扶持确实有了一些成效。一位村民去年领了100只鸡苗,年末时成活了95只,算是把养殖稳定了下来。明明看到了希望,今年却撂了挑子,不打算干了。

  除去鸡舍、饲料这些成本,一年下来,他几乎没赚到什么钱。本想着今年扩大规模,但“产业扶贫”补贴却再也申请不下来。无奈之下,他只能任凭空荡荡的鸡舍杵在原地,这成了他辛苦一年唯一的收获。

  这样一来,这位脱贫户因为没有拿到第二年的补贴,又变回了贫困户。

  同样无奈的还有刘锦云,每年的补贴指标都很有限,远远不能保证惠及每个贫困户。

  “如果把补贴都给一个人,其他人肯定不高兴,我们也不好做。”每遇到利益分配的问题,刘锦云和村里的干部都会变得谨慎起来。

  “把补贴都给同一个人,马上就会有人告我们。”刘锦云挑起眉毛,提高声调说。

  对这些烫手的“香饽饽”,村委会采用了最保险的平均分配做法——拿到“危房改建”指标的,一般就不能同时申请“产业扶贫”指标;前一年拿到补贴指标的,第二年一般也不能再拿。

  另一位村民正在被这个分配方案困扰。几年前,他用跑车挣来的钱买了几头猪崽,现在已经繁育出了19头成猪。今年他本来想要扩建猪舍,正急着用钱。可他去年申请了“危改”补贴,今年就很难再拿到“产业扶持”补贴。

  现在,盖房借的钱还没还清,他又要寻思着找人借钱建猪舍。

  “脱贫还是要靠借钱,没别的办法。”他说。

  徐四贯也想过养鸡。他去村委会申请“产业扶贫”补助,但是建鸡舍需要的一万多元,他一分也拿不出。最终,补贴没有申请下来,养鸡的事也不了了之。

  “鸡都养不了。”每当提起这件事,徐四贯总会笑着说出这句话。除了建房,养鸡又成为了他最新的自嘲。

  本来指望用“政策兜底”来保证这些人生活,却又卡在了政策上

  徐四贯眼下唯一的念想,就是希望两个“屎都不知道在哪拉”的女儿能快点长大,那样自己就可以出去打工,重新撑起这个家。

  刘锦云曾想帮他申请一个低保,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他和女儿不用饿肚子。可因为两个女儿都没有出生证,落不了户口,他因此失去了低保申领资格。

  刘锦云也去派出所帮徐四贯协调过,哪怕派出所也清楚徐四贯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,可他还是不出意外地得到了“这是国家规定,无法办理”的答复。除非他对孩子做亲子鉴定。

  “亲子鉴定一个人要一千多(元),我上哪弄这么多钱去?”伴着苦笑,徐四贯低声说。

  小塘村不少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贫困户都存在这种问题。对于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2000多万人口,国家计划纳入农村低保制度覆盖范围,实行“社保政策兜底脱贫”,刘锦云本来指望用“政策兜底”来保证这些人生活,却又卡在了政策上,找不到任何回旋的余地。

  在他看来,这种“上面定的政策”多少有些“不近人情”,可只能被动去接受、去执行。

  2018年完成脱贫任务,在留凤乡、在小塘村无比艰辛。刘锦云清楚,村委会的脱贫规划表里,越靠后的贫困户越难脱贫。他还没想好,这个结果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做到。

  他曾去过邻省的一个贫困县考察,印象最深的是当地县财政每年投入5000万元用于脱贫。可在北沙县,这个数据只有2000万元。

  “这点钱也是各个单位勒紧裤腰带硬挤出来的。”刘锦云感叹,两县投入不同,并且北沙县情况明显更差,但脱贫的限期却是统一的。

  “我搞了20多年扶贫工作都没让小塘村脱贫,现在却让3年就实现这个目标。”在体会到种种压力后,刘锦云感慨。

 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青年教师邢成举,在大量的田野调查中,他抵达过各种贫困程度的地区。

  “一些中东部省份的县市,贫困发生率都只是个位数,不管是2018年还是2020年,他们都完全没有脱贫压力。”邢成举说,“可在一些连片特困地区,脱贫目标确是一项极大的考验。”

  在北沙县,拥有全县最高建筑的是一处刚刚建成的居民小区,可容纳6000户,共3万人。那是一个移民搬迁安置工程。未来一段时间内,北沙县几个乡镇的部分贫困户会陆续搬到这里。

  走过小区门口时,徐四贯并不知道它跟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可在刘锦云眼里,它也许代表了摆脱贫困的希望。

  一两个月前,他已经开始在小塘村动员移民搬迁。在距小塘村5公里的一个集市上,政府正在筹建一个可以供200户居住的小区。

  虽然不在县城,但是小区在集市旁边,小学和初中也在不远处,水电也会通到每家每户。

  对于小塘村那些还住在“窝棚”、出门要翻过几座山坡的贫困户来说,这几乎是他们扭转命运的最好契机。

  可尽管美好的生活摆在面前,仍然有不少人不愿离开。搬迁属于无土安置,“连地都没有,住得再好还不得饿死”,有人对刘锦云说。况且,尽管政府会给搬迁户每人3万元的补贴,但住户通常还要再拿出数万元的购房款,这个数额也不是每家人都能承担得起的。

  “移民搬迁工程都有配套的产业,可连房子都还没见到,村民们哪会相信这个。”每次去贫困户家里动员搬迁,刘锦云都会费尽口舌,可仍有不少人满心疑惑。

  在他的笔记本上,村里迄今共有72户签了搬迁意向书。但究竟能搬走多少,他承认“心里也没底”。

  徐四贯也在搬迁意向书上签了字,他偶尔也想象过住在楼房里的生活。只是,每当谈起这个,他还是会发出熟悉的苦笑,然后习惯地自嘲:“明天的饭都不知道在哪,还想着住楼房。”

  他自己并不清楚,在一份更大的图纸上,他属于七千万分之一。

  (文中所有人名、地名皆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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