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北京电报大楼选址:原来没打算挨着长安街

揭秘北京电报大楼选址:原来没打算挨着长安街

2016年12月08日 02:07 来源:北京晨报
 

  骑着绿皮摩托,穿梭在四九城纵横交错的胡同里,隔着当街老远扯着嗓子喊上一声“有电报”,惊醒一胡同的街坊。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北京城里常见的光景,如今却只能通过影像回忆了。西长安街11号,老百姓口口相传的“北京电报大楼”,是电报的源头,那里曾是全亚洲最大的通信枢纽,大楼的报时钟声,已响彻京城半个多世纪。

  位置

  原来没打算挨着长安街

  冬季的长安街,两旁的建筑高大巍峨,看起来有点样式古旧的电报大楼,仍是那么显眼。百米长、七十多米高的楼体四方端正,外墙金碧辉煌。楼上正中间的四面塔钟,使大楼俯视为“山”字形。

  “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,长安街上没什么高大的建筑,就这电报大楼能跟天安门遥相呼应,特别醒目。”说起电报大楼,通信博物馆专家刘海波打开了话匣子。“解放初期,因为国家通信需要,1952年由北京电信局提出申请建电报大楼。”刘海波介绍,大楼于1956年5月正式动工,由邮电部主持建设,四位苏联专家指导设计,莫斯科通信建设公司指导施工,“最开始大楼选址并不在这儿,而是在西单电话局的球场上,紧挨着如今的西单商场。当时工人都把好几百根地基桩打好了,可规划委说影响未来的街道建设,所以最后才确定现在这个位置。”

  参与大楼设计施工的副总工程师高星忠曾回忆说,在搬运装机的过程中,每架长两米、300多公斤重的电报机不能走电梯,“全都得由大楼上班的工人靠肩担臂扛,大伙儿硬是把100多架机器从楼下搬到三层。”1958年9月29日,电报大楼终于建成投产,主体共7层,连同钟楼共计12层,进而成为国内第一个国际国内通信枢纽,也曾是亚洲最大的电信业务综合营业厅。

  钟声

  为什么不如以前响亮了?

  提到电报大楼,不得不提的就是那伴随着一代代北京人成长的钟声,刘海波在大楼门前仰起头指着楼上的钟盘说,“这钟盘直径有五米多,长针得一人多高。”刘海波称,塔钟最初的设计制造,同样得到了当时苏联和东德的帮助。随着技术发展,大钟经过了多次改造,现在大钟由计算机自动控制,走时精准。

  “这十多年来,钟面也是经历了几次变更。”刘海波回忆,这座钟最初是古铜钟面、白色指针。1972年按周恩来总理指示,为了醒目,电信总局设计并改造为白色钟面、红色指针和刻度。“可晚上大钟灯光亮起,远看一团红,特像某国的国旗,于是这个配色马上被周总理否定,他亲自指示换为体现邮电系统的绿色,一直到现在都没再变过。”而在1997年以前,大钟上只有时针和分针,没有秒针。为了香港回归倒计时的需要,大钟又增加了秒针。

  除了钟面的改动,电报大楼的报时乐曲也有微调。刘海波称,最初由周总理亲自选定了响彻京城半个多世纪的钟声——《东方红》。“从60年代起只用《东方红》的前4小节,而且是每天24小时整点都报时。后来有附近居民提意见称太吵,所以总理指示,为避免夜间扰民,改为每天早晨七点至晚上十点间报时。而在‘文革’时期,有人借钟声发难,问为什么只播‘东方红,太阳升’两句,而不播‘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’?周总理得知后,立刻指示重新创作,每早7点第一次报时播放全曲,其他时间播放乐曲的前8小节。”

  “这几年老有市民反映,说现如今的钟声不如以前响亮了,其实是因为周边高楼盖得太多、汽车的噪声太大,给钟声挡上了。”刘海波叹了口气,“这要搁以前,钟声至少能传出好几里地,清早安静的时候,你在北海那儿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”

  ■记者手记

  有没落的行业

  没有没落的职业精神

  老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,曾经激励了多少人走上报务员的岗位。几十年前,或许没人能想到,报务员的工作,居然也能像一个又一个非遗的老手艺一样,开始面临传承的难题。电报大楼里,只剩一个业务窗口,每月超300万封电报的盛景早已逝去多年。

  当一个行业,变成了要靠“回忆”维系,当一个工作,变成了要用“情怀”坚守,或许,这个行业真也就快到尽头了吧。技术的高速发展,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变,通常令人欣喜,有时又是残酷的。曾几何时,一个个职业与那么多人的心血奉献,就那么被岁月、被大众疏远乃至遗忘了,成为了历史名词,定格在老旧照片与讲述者的回忆中。

  但在采访过程中,记者注意到,每一位报务员,依旧怀着一种使命感和职业自豪感,虽然对“电报”淡出百姓生活有着同样的惋惜与失落,但他们又有着同样的乐观和执着。不求大富大贵,只求心安理得。

  是的,心安理得。即将退休的白何廷心安理得,他用自己的双手,为老百姓传递了太多的牵挂与悲欢。55岁才转岗的王德源心安理得,从送报到发报,他圆了自己的梦,这个梦在他心中从未褪色。转岗后却挣钱不多的陈宝凤心安理得,就像她为自己取的昵称一样“怀念小时候的北京”,她希望能把电报传承下去,让电波在北京上空永不消逝。京城就剩三位报务员了,他们看待自己的职业,依旧充满自豪,因为他们曾全心全意地付出。

  上一代人,讲究“干一行,爱一行”,现在的年轻人,崇尚“爱一行,干一行”,无论怎样,都讲究一个“爱”字,也就是职业操守、敬业精神,往大了说是追求理想,往小了说叫“对得起饭碗”。接受采访的时候,老报务员们都热情又兴奋,他们认为这样就能让更多人关注电报、体验电报。他们的表现,他们的热爱,对得起自己的饭碗。

  在职业生涯里,我采访过京城最后的修笔人,接触过仍在坚守的补鞋匠,从他们身上,我看到过同样的执着与敬业。说实话,我不知道电报到底会不会“死”,但我相信,这样的职业精神不会死,这样温暖的坚持值得尊敬。

  ■相关链接

  那些正在消失的职业

  秤匠:

 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,木杆秤还一直是商品流通的主要度量工具。如今,随着电子秤的普及,杆秤已淡出人们视野。秤匠的制秤手艺,正在成为绝唱。

  修笔人:

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钢笔全面普及,会写字的人几乎人手一支。那时的中山装在制作时还特意在上衣的口袋翻盖上开一个小口,而谈婚论嫁的青年男女,也时常会将钢笔作为定情信物,用钢笔作为嫁妆和贺礼的比比皆是。随着各类一次性签字笔的使用以及电脑输入法的发展,钢笔越来越少见,而修钢笔也变成一门没有“钱途”的手艺。

  寻呼机传呼员:

  寻呼机是个人即时通信时代的鼻祖,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,于90年代末期达到了顶峰,盛极一时的寻呼业,也造就了一个曾经颇为走俏的职业——传呼员。但进入21世纪,手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,寻呼机和传呼员也永远成为了历史名词。

  胶卷冲印员:

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安装胶卷的“傻瓜”相机进入千家万户,大街小巷也出现了海量胶卷冲印店。在数码相机与手机拍摄的大潮下,因胶卷冲印成本较高,且业务量有限,绝大多数冲印店都不接这类业务,将冲卷机处理或停用,胶卷冲印员也纷纷改行。

  职业磨刀人:

  “磨剪子嘞抢菜刀”,京城大街小巷,曾常听到这样的吆喝声,磨刀匠肩上扛着一条长板凳走街串巷,现在已经消失很久了。剪子菜刀过去算家庭重要物资,现在菜刀剪子便宜,有钱磨刀还不如换把新的,会磨刀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

  本版撰文 北京晨报记者 郭丹

  本版摄影 首席摄影记者 蔡代征

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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